我国目前是该期刊投稿量第二大国，占全球投稿量的28.6%。据统计，2024年中国学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发表论文约2672篇，仅版面费支出已超1.3亿元人民币。若按新标准计算，单篇成本将升至约5.2万元，这对经费有限的非“双一流”高校及青年学者影响尤为显著，可能直接挤压实验与科研日常支出。

尽管部分国内高校通过Springer Nature的“读写协议”可获得15%-20%的费用减免，但覆盖范围有限，难以普惠多数科研团队。

高昂的文章处理费（APC）始终是开放获取模式争议的核心。今年10月，我国知名科学家颜宁曾公开表示将不再为开放获取付费，折射出学术界对日益商业化学术出版体系的普遍忧虑。类似的抗议并非孤例：此前，《NeuroImage》期刊的42名编辑因不满爱思唯尔收取超过3000美元的APC而集体辞职，认为这种高昂费用严重影响了学术资源的公平获取。

与此同时，大型学术出版商的盈利仍在持续增长。Springer Nature集团在2024财年实现营收18.47亿欧元，调整后营业利润同比增长7%，达到5.12亿欧元。集团预计2025年收入将进一步攀升，显示出出版业务在现行模式下的强劲盈利能力。

《Nature Communications》自2010年创刊以来，呈现显著成长轨迹——年发文量从最初的150篇激增至2024年的10123篇。2024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中国学者以2672篇的发文量位居全球第一，超越美国（2409篇）和德国（925篇）。该期刊目前影响因子为15.7，属于JCR与中科院分区中的顶尖类别，在跨学科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

此次APC上涨，再次揭示了国际主流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定价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市场高度集中带来的连锁影响。目前，国内科研项目虽允许从课题经费中列支发表费用，但大多设有单篇不超过5万元的上限。费用上调后，学者很可能需要自行承担超出额度的部分，进一步加重科研成本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开放获取出版实践中，也逐渐浮现出过度商业化、部分期刊质量控制不严、以及由此衍生的学术公平性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也在积极寻找更可持续的学术传播路径，例如推广预印本平台、机构知识库等替代性交流模式，推动构建更加开放、均衡且负责任的学术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