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index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根据对24年数据的分析，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泰国和乌克兰12个国家的学者过度引用自己的学术论文。而其余38个国家论文自引率在24年期间有所下降，这项研究发表在12月29日的《PLoS ONE》。

        在这项研究中，他学者评估了斯科普斯（Scopus）研究数据库收录的从1996年到2019年发表至少10万篇论文的50个国家的引文模式。“国家自引”即某个国家的研究人员引用自己或国内其他学者的论文，导致12个国家自引异常的原因在于国家出台了激励或鼓励自引行为的政策。意大利研究人员在2010年有争议的政策出台前后的自我引用率，发现立法出台后自我引用率大幅飙升。

        同一作者在 2019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意大利的研究人员过度引用自己和国内其他科学家的研究成果。他们将这一现象与 2010 年推出的一项有争议的政策联系起来，该政策要求学者必须通过生产率门槛--部分基于发表量和引用次数--才能考虑晋升，目前该政策仍在实施。

        在 2019 年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一种他们称之为“内向度”的指标来衡量这一现象。这种更广泛的国家自引定义是使用与特定论文作者位于同一国家的任何作者的引用来计算的。它也不限制论文被引用的时间。

        在新的研究中，他们创建了一个新的指标--SRII。这种国家自引的定义更为狭窄：在 SRII 引用中，一篇论文的作者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引用了自己以前的作品。引入自引窗口是为了纠正较早的论文有更多时间获得引用的事实，也是为了更容易、更公平地比较国家间的自引率。

        在对国家自我引用进行如此狭窄的定义后，研究者发现自引率与国家政策有很大关系，建议各国应放弃根据引用率等指标奖励科学家的政策。除了单纯使用指标来评估研究绩效之外，还有一些替代方法--这些方法可以避免激励错误的行为，比如可以将同行评审与衡量标准结合起来。但替代方法成本高昂，评估效果更好实施起来比较困难。

        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研究者发现内向度和 SRI都高度相关，并呈现出相似的趋势。中国确确是一个例外，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向度指标一直在上升，但 SRII 指标却在下降。研究者将这一趋势归因于有中国作者参与的国际合作的增加，因为内向度计算的是被引论文涉及的其他国家研究人员的引用情况。

        论文自引率异常高并不意味着只有这十几个国家对研究人员的激励机制不好，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即科学家们感到有压力必须发表文章来证明他们的工作是正确的，不发表文章就会被淘汰。

        这种情况在我国突出表现为“非升即走”“唯SCI至上”“唯帽子”“唯职称”，学术界破五唯正在有序进行，希望以此为契机将科学研究重新拉回正轨，即促进学术交流、鼓励创新发展、引领科学潮流。但“非升即走”的制度在我国高校比较流行，2024年1月5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一则通知《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常规副高岗位管理的通知》（哈工大人〔2024〕14号），规定6年内新聘副高岗位教师如不能转为正高或以上，就需进行转岗，转到实验工程岗、专职科研岗，或解除聘用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