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出现的抗议形式——学术编辑集体辞职，近年来成为了学术界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这不仅关乎着期刊的出版质量，更关乎着期刊是否能得以正常刊出。梳理近段时间以来的学术编辑集体辞职事件，发现学术编辑辞职或是对出版业改变商业模式的抗议或是为了学术发展。

        2023年4月17日，学术顶刊NeuroImage期刊主编Stephen Smith发布了一条声明，宣布NeuroImage及其其姊妹刊NeuroImage：Reports的编委团队因不满爱思唯尔收取高额的版面费而全体辞职。NeuroImage的版面费为每篇3450美元，但同类期刊发表文章的直接成本通常在1000美元左右，因此过高的版面费不利于论文的发表。

        2024年1月12日，《经济调查杂志》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30 多名编辑和顾问选择辞职，因为他们认为出版商的发展需求（Wiley 似乎重数量而轻质量）会增加 “劣质科学泛滥的风险”。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影响因子5.3，位于JCR1区，属中科院2区期刊。

        2024年3月6日，英国医学杂志《妊娠与分娩》（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编辑部的10名成员已经辞职，以抗议该杂志未能对捏造数据的指控做出回应。BMC Pregnancy and Childbirth影响因子3.1，位于JCR2区，属中科院2区期刊。

        3月初，语言学杂志Syntax的编辑公开宣布辞职，以回应其出版商威立（Wiley）对稿件处理流程强加的改变。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联合创始人Ivan Oransky表示：“大规模辞职反映了各优先级之间紧张的竞争关系。”

        学术编辑与出版商之间应是互惠互利的学术共同体，编辑在文章的录用、审核、排版等环节发挥自身的价值，为期刊的正常出版贡献力量，从而获得学术交流和影响力；出版商旗下期刊众多需要编辑为文章的出版做出实质性动作，出版商则需为编辑提供友好的办公环境，以保障期刊的正常运营。

        如今学术编辑集体辞职屡见不鲜，或许学术界在如何处理编辑、出版商、学术价值、商业价值的关系中没能达成共识，导致各群体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产生嫌隙，这对于学术界的发展而言是不利的。

        学术界应秉持引导科技创新、促进学术交流的理念，通过积极沟通磋商的方式就能解决发生的问题。毕竟，多数学术编辑辞职是在抗议出版商的无作为。